歌頌文王，是《雅》《頌》的基本主題之一。這是因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，偉大的民族英雄，周王國的締造者。姬昌積五十年的艱苦奮斗，使僻處于西北的一個農(nóng)業(yè)小國，逐漸發(fā)展為與殷商王朝抗衡的新興強國，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礎；他又是聯(lián)合被侵略被壓迫的各民族，結成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，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統(tǒng)治的政治聯(lián)盟的領袖；他組織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力量，在他生前已經(jīng)完成對殷王朝的三面包圍，完成了滅商的決戰(zhàn)準備；他采取比較開明的政策，以代天行道、反對暴政實行“仁德”為旗幟，適合當時各民族各階級反對暴虐統(tǒng)治與奴隸要求解放的時代潮流，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擁護。他死后三年，武王繼承他的遺志，運用他組織的力量，抬著他的木主伐商，一戰(zhàn)成功，推翻了殷商奴隸主政權，建立了比較開明的周王朝。文王是當之無愧的周王國國父，對他的歌頌，自然成為許多詩篇的共同主題。每個時代都曾產(chǎn)生自己時代的頌歌，歌頌自己時代深受愛戴的政治領袖，歌頌為自己的民族、階級、國家建立功業(yè)的英雄，歌頌文王的詩篇，就是在上述現(xiàn)實基礎上理所當然的歷史產(chǎn)物。
如同每個時代的頌歌都體現(xiàn)它們產(chǎn)生時的時代精神，文王頌歌也打上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時期的時代烙印。詩篇歌頌他是天之子，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，是道德的楷模，天意的化身，賜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，是把他神圣化、偶像化了。
這篇詩與其他的文王頌歌有相同之處，也有不同之處。除了歌頌之外，作者還以深謀遠慮、富有政治經(jīng)驗的政治家的識見，向時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，提出敬天法祖、以殷為鑒的告戒，以求得周王朝的長治永安。
全詩七章，每章八句。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興國，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；第二章言文王興國福澤子孫宗親，子孫百代得享福祿榮耀；第三章言王朝人才眾多得以世代繼承傳統(tǒng)；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興周代殷，天命所系，殷人臣服；第五章言天命無常，曾擁有天下的殷商貴族已成為服役者；第六章言以殷為鑒，敬天修德，才能天命不變，永保多福；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，就可以得天福佑，長治久安。
很明顯，貫穿全詩始終的是從殷商繼承下來，又經(jīng)過重大改造的天命論思想。天命論本來是殷商奴隸主的政治哲學，即“君權神授”，統(tǒng)治者的權力是天帝賜予的，奉行天的旨意實行在人間的統(tǒng)治，統(tǒng)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，天意永遠不會改變。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統(tǒng)治，也借用天命，作為自己建立統(tǒng)治的理論根據(jù)，而吸取殷商亡國的經(jīng)驗教訓，提出“天命無?！?、“唯德是從”，上天只選擇有德的人來統(tǒng)治天下，統(tǒng)治者失德，便會被革去天命，而另以有德者來代替，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興周的。所以文王的子孫要以殷為鑒，敬畏天帝，效法文王的德行，才能永保天命。這是此詩的中心思想。
全詩沒有空發(fā)議論，而是通過對文王功業(yè)和德行的歌頌，以事實為依據(jù)，動之以情，曉之以理。如歌頌文王福澤百世，啟發(fā)對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，弦外之音就是：如果沒有文王創(chuàng)立的王朝，就沒有今日和后世的榮顯。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國為鑒戒，殷商人口比原來的周國多得多，卻因喪失民心而失敗，再用殷貴族淪為周朝的服役者這一事實，引起警戒。全詩懇切叮嚀，諄諄教導，有勸勉，有鼓勵，有啟發(fā)，有引導，理正情深，表現(xiàn)了老政治家對后生晚輩的苦口婆心。在文王頌歌中，這是思想深刻、藝術也較為成功的一篇。
全詩七章，章八句，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，均為四言，章句結構整齊。每章?lián)Q韻，韻律和諧。最突出之處，是詩中成功地運用了連珠頂真的修辭技巧：前章與后章的詞句相連鎖，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，或全句相重，或后半句相重，這樣，語句蟬聯(lián)，詩義貫串，宛如一體。這篇詩的蟬聯(lián)，除了結構緊湊，還起換韻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