參與朝廟的諸侯均是受武王之封而得爵位的。身受恩惠,當報以忠誠,這是道義上的震懾;武王雖逝,他所建立的國家機器(包括強大的軍隊)仍在,這是力量上的震懾。
最有力的震懾是詩中表達的遵循武王之道的決心。如果說“率時昭考”還嫌泛泛,“紹庭上下,陟降厥家”就十分具體了。武王在伐紂前所作準備有一條“立賞罰以記其功”(《史記·周本紀》)與詩中“上下”“陟降”相似,惟成王所處時局更為嚴峻,他所采取的措施也會更為嚴厲。舜即位后曾“流共工于幽州,放驩兜于崇山,竄三苗于三危,殛鯀于羽山,四罪而天下咸服”(《尚書·舜典》),這是成王可以效法,并可由輔佐他的周公實施的。
《周頌·訪落》其實是一篇周王室決心鞏固政權的宣言,是對武王之靈的宣誓,又是對諸侯的政策交代,真誠而不乏嚴厲,嚴厲而不失風度,周公也借此扯滿了攝政的風帆。